众所周知，蒋介石手里握着中统、军统两大特务系统，但这还不是全部。更早之前，康泽麾下的“别动总队”同样是一支实打实的特务武装——甚至在军统崛起之前易云达配资，它几乎是蒋系手中唯一“带枪的特务队”。抗战后期，随着康泽失宠，这支队伍被改编为新编28师、29师并入第66军，作为远征军首批部队赴缅作战。自此，“别动总队”血腥镇压与特务活动的历史逐渐被埋没，鲜有人再提。
康泽后来在解放战争中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，摇身一变，由“大特务头子”自称“军事将领”。也正因为此，他被关押功德林期间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特务。为什么对“身份”如此较真？不是因为“将领”会被优待——功德林对战犯基本一视同仁——而是出于两点现实考量：
第一，特务意味着“作恶档案”更重。级别越高，历史问题越多，未来处理越严。功德林收押的军人通常要中将以上或在蒋系中地位显赫；而特务只要到上校（多为各区站长）就够格了——这批人昔日独霸一方、劣迹斑斑，进功德林几乎是“板上钉钉”。
展开剩余82%第二，在蒋军将领中，特务名声极差。戴笠死后军统被拆分，真正艰险的军事情报几乎无人愿干，剩下的更多是监控、钳制将领。淮海战役时，连一向与军统关系不坏的杜聿明都抱怨“没送来一份像样情报”。因此在功德林里，将领们对特务多是冷嘲热讽甚至公开斥责。沈醉、许远举、周养浩等保密局“大特务”便常遭孤立。康泽很清楚：一旦“特务”坐实，难免同样处境，于是百般强调自己是“将领”。
但从史实看，康泽确是大特务，而且在军统、中统成形之前，他的特务活动影响更大。
康泽出自黄埔三期，成绩优秀，被蒋介石选派赴苏学习。1927年归国时，蒋正被桂系逼下野。康泽仍表忠心，未投他门，蒋复出后便把他调入侍从室任少校参谋。康泽深知蒋“行动前必先造势”的脾性，于是编撰“政训”教材，层层下发部队，还用答题奖励的办法把“效忠蒋氏”的观念烙进士兵心里。蒋很满意，1929年蒋桂战争后，该师政训处名列前茅。1932年“复兴社”成立，康泽任宣传部长。
第四次“围剿”受挫后易云达配资，蒋改用“堡垒战”：正规军清野封锁，外加一支“专门干脏活”的特务队。组建重任交到康泽手上，“别动总队”的雏形由此而来。人从哪儿来？他把被打散部队中大量失业的中下级军官收拢起来——这批人既懂作战又有一定指挥力，经过短训就能当骨干。很快，他组出3个大队、1400余人，随后扩编为“别动总队”，他任总队长，终于握到真兵权。
别动总队干什么？大致五类：
1）“恢复秩序”：接管被蒋军占领的苏区县乡，强推保甲制度；
2）“围剿游击”：便衣摸排、收集线索，逮着就“清剿”；
3）通信稽查：查邮检电，监控信件电话；
4）诱降策反：以利诱、威逼迫降；
5）内控监督：监视辖区军政单位，尤其“杂牌军”。
在中统、军统尚未体系化时，别动总队已兼具两者职能：既是刀，又是眼。这当然是特务活——康泽是“总管”，当然是“大特务”。
蒋对他极为器重，一度甚至动过“储君梯队”的念头。然随着蒋经国回国，康泽权柄被步步削弱。远征军组建时，他把别动总队改编为新编28师、29师编入第66军，希望“转身为功”。他甚至找何应钦自荐当66军军长，遭拒——“会特务不等于会带兵”。军长给了张轸。两支“新编师”初上印缅战场即溃散：英军在运输上卡脖子，国军被拆营分批上前线，增援迟缓，部队还未展开即被优势敌军各个击破。败因复杂，并非纯属“怯战”。
1945年10月，康泽以“考察英法美”为名被“放逐”出国，根源在于与蒋经国的权力冲突。1947年回国，翌年出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，守襄阳。自知“不会打仗”，他请川军名将郭勋祺出山，又指望蒋承诺的“三个整编师”。但这些兵都归白崇禧系统，不买账——当年蒋桂恩怨犹在。好不容易勉强凑了三个旅。中野六纵一攻，白崇禧主张弃樊守襄以保要点，蒋却令“死守樊城”，结果刚撤出的164旅进退失据，被迅速击溃，襄阳随即告急。生死关头，康泽并未“成仁”，而是躲尸堆，被搜出就擒。平日口号喊得响，“不成功便成仁”，真到关头还是“怕死”占了上风。
被俘后，他最忧心的是苏区时期“别动总队”的血债。于是他在功德林死不认“特务”，硬拗“我是将领”，企图把特务罪行包装成“军事行为”以稀释责任——若此逻辑成立，功德林里一众将领都要被他“绑上车”。这番算盘，可谓居心险恶。事实是：别动总队虽非“明面编制”的特务机关，干的却全是特务活，他怎么也撇不掉这顶帽子。
刚进功德林时，他寡言拒学，被视作“学习落后分子”。但他有一手：能写。从被俘起便持续写回忆与自述。因他长期在蒋系中枢、知情甚多，材料颇有史料价值。彼时不少战犯还在抵触期，不愿说更不愿写，他趁势“以笔为盾”，把许多“锅”推给他人。即便如此，他对蒋心底仍存“愧疚式情感”，很少“痛骂旧主”。最终，事实、政策与人与人的诚意，慢慢松动他的心理防线，他从戒备怨怼走向配合改造，但“彻底转身”并不容易。
1959年首批特赦，功德林10人获释，并无他名；1960年迁入秦城后，他获准保外就医；第二、三批特赦仍无缘。直到1962年第四批，他才被特赦。是否“改造好”？从他1967年临终前的一句：“我有今天，全拜小蒋所赐。”可见端倪。话里怨忿小蒋，更透着对权势的眷恋——在他眼里，若非与蒋经国斗而失手，自己仍可能权倾一时。由此看，他的思想转变远未“根本性”。
回到开头的问题：康泽为何拼命撕掉“特务”标签？因为那顶帽子更重、更臭易云达配资，也更难在同侪中立足。但历史不会因他一厢情愿而改写。“别动总队”曾做过什么，档案在，血迹在；他再怎么自称“将领”，也无法从特务史里抽身。至于晚年的“不服气”，恰恰说明：人可以被现实推着换路，但要真正放下过往的权势幻梦，并不容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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